人民性在古今中外的进步文学中，有着广泛多样的表现，不仅存在于劳动人民的创作中，也大量地存在于其他阶级进步作家的作品中。
真实地描写了社会生活，提出了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历史本质的某些方面。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尽管他们的作者出身于剥削阶级，但种种原因使他们面向现实，能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因而所描绘的事件、所提出的问题，常常与人民利益攸关，显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别林斯基在论述果戈理的中篇小说“有最高度的人民性”时就指出：这人民性体现在“那生活的描写是忠实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是这样。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真实地描写了资产阶级对贵族阶级的“日甚一日的压迫”，展现了法国社会当时的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甚至以同情和赞赏的态度描写了当时代表人民群众的“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种描写本身就与人民生活利益快关，从而显示出丰富的人民性来。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有丰富的人民性，正如列宁所说：“他用一种天才艺术家才能具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即农村和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的急剧转变：”他从这个“被农奴主所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的描写中，“以巨大的力量、确信和真诚，提出了许多关于现代社会政治机构的基本特点的问题”。我国作家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吴敬拌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也都以描写的高度真实性和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为其作品人民性的显著标志。一般来说，一部作品所真实描绘的生活愈广阔，对生活本质的反映愈深刻，就愈能提出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社会人生问题，也就愈能显示历史运动的面貌，因而也愈富于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