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国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精英主义”的，这种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基础教育阶段结束以后，学生身心发展‘高标准’、‘高质景’的追求上。从总体规格上看．无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考’、‘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还是‘一代新人’，对寸；处于基础教台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高的要求或标准”。至于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素质的具体规格要求，诸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伍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等等，明显地是政治、管理上接班人品质的期待。因此，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尤其是思想品德课程、历史课程、政治课程的内容选择偏重如何有利于促进政治上、管理卜合格接班人的培养上，而不是侧重于一个合格公民基础素质的养成上。这或许是基础教育阶段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不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对学生寄予了政治上、管理上成为接班人品质的过多、过早的期待，也就导致了我国教育’的一种“怪”现象，即在基础教育阶段，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少年儿童进行接班人所具有的政治思想品质教育，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却耍花很大精力对已成年的青年大学生进行“五讲、四美、三热爱”等做人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行酌教育。这是教育系统中定位出现偏差之后形成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目的及任务的“倒挂”，也是教育系统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存在着的严重的隐形浪费现象，即基础教育阶段将其应该完成的为培养合格公民订基础的任务转移给了后续的高等教育阶段，进而损害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教育。因此，回归基础教育为培养合格公民打基础的本质规定上，对于扭转基础教育阶段道德，素质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流于形式与空谈、缺乏实效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基础教育阶段思想品德、政治、历史、语文等课程内容的选择及教育教学力式的转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